董子云评《金雀花帝国》丨新政治史与年鉴学派史学的有机结合

《金雀花帝国》，[法]马丁·奥莱尔著，黄艳红译，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出版，560页，85.00元

“在1154—1224年三代人的时间里，安茹家族控制着大西洋岸边的辽阔空间。从哈德良长城到比利牛斯山，从阿尔斯特王国到中央高原，众多的诸侯国都承认这个家族的某个成员是它们的首脑。”（450页）对于这个辽阔的政治实体，法国普瓦提埃大学教授马丁·奥莱尔称其为“帝国”（Empire），也就是本书标题的由来。

《金雀花帝国》是奥莱尔2003年在佩兰出版社发表的学术专著。经过黄艳红研究员专业而又流畅的译笔，如今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。奥莱尔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，曾于普罗旺斯大学师从中世纪普罗旺斯史专家诺埃尔·库莱（Noël Coulet），与乔治·杜比也有深厚的师徒之谊。奥莱尔早年的研究关注中世纪的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。他对中世纪贵族（尤其是贵族的家庭与婚姻）有浓厚的兴趣。他的博士论文即以《加泰罗尼亚与普罗旺斯的国家与贵族（9—14世纪）》为题。《金雀花帝国》的写作，也许当归因于2000年以后，作者延伸了早期的研究取向。而正是在此前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，作者得以对金雀花王室，以及贵族对金雀花帝国的态度作出独到的分析。

应当承认，想要完整评价这部史料详实、头绪丰富、充满启发性的作品，是极为困难的。诚如黄艳红研究员所说，该书展示了“宏大而丰富的历史场景”（第x页）。对于这部著作的学术见地、学术价值以及研究方法，黄艳红研究员也在译者序中作了清楚而精辟的阐释，不仅提及了奥莱尔对“效忠臣从”仪式的关注，还评价了他所采用的集体性人物志（prosopographie，或群体传记学）方法和历史人类学视角。因此，笔者谨选择对于理解这部著作学术意义而言同样重要的方面，即作者如何继承并推进了法国的“新政治史”研究，来评价这部重要历史学专著的学术意义。

作者奥莱尔在导论中直言自己的研究取法“新政治史”：“新的史学将淡化事件而注重对各种权力的分析，制度史也将被角色分析，被对统治者、压力集团、统治者的庇护网络的研究取代，而思想史也将延伸到对象征和政治想象物的认知之中。”（18—19页）在法国，新政治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，极大撼动了政治史书写的既有传统。在此之前，政治史往往被认为是实证学派或方法学派的禁脔，而年鉴学派在批判实证学派之外，更关注于经济和社会结构，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政治史——尽管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·布洛赫的《国王神迹》在今天看来可谓是这种新式政治史的鼻祖（19页）。在中世纪史领域，法国史学家贝尔纳·葛内（Bernard Guenée）和雅克·勒高夫对新政治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葛内于1964年便倡导开展总体史视角下的“国家史”研究（l'histoire de l'État）。勒高夫则在1971年发问，“政治是否依旧是史学的脊梁骨？”新政治史重新定义了“政治”。如果说以往关注政治事件、人物、制度的政治史，采用的是法语中阴性的，狭义的“政治”（la politique）概念，在新政治史的视域下，研究的对象变成了阳性的、泛指的“政治”（le politique）。新政治史倾向于关注政治社会、政治文化、政治话语、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等等。这些关注点在本书中均有十分明确的体现。

新政治史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奠定了本书的主体框架。作者将本书分为两个部分，从“中心”到“边缘”展开。“我将首先观察政治‘中心’，即决策、宣传和强制力的核心点。”（41页）但是，“中心并不总是能让边缘接受它的法律。所以详细考察地方贵族就很重要……”（283页）。这种二分的视角当溯源至贝尔纳·葛内的倡议，即政治史的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权力的中心，也要关注边缘、关注其对权力的“抵制”（résistance）。葛内在《14—15世纪的西欧：国家》（1971）中强调中世纪晚期的臣民共同体并非铁板一块；他尤为关注地方的各股力量与权力，以及他们与君主或对话或对抗的关系（葛内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第三卷小标题即“国家与社会”）。雅克·克里南（Jacques Krynen）在《国王的权威：13—15世纪法国的政治观念与信仰》（1993）中忠实延续了葛内的构想，将其运用于政治观念史的研究；在王权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之后，专辟“抵制”一章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本书在构思上遵循了既往中世纪史领域“新政治史”相关研究所给定的框架。不过，与我们上面例举的两部著作相比，本作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即两个部分的分量几乎相等，各占到近二百页篇幅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均衡，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于贵族研究造诣颇深，而贵族的因素恰恰是他解释金雀花帝国最终瓦解的一大理由。

具体到本书的两个部分，在论述“中心”也即金雀花“王权的治理与强制”部分，读者将看到的，并不是王权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层面的体现。相反，作者首先将视角聚焦于金雀花王权政治背后的逻辑和行动者。作者指出，宫廷（curia）是王权“独一无二的中心地点”；而这个关键词除了法庭和宫殿之外，还有第三重含义，即“国王的近臣随从，也就是人员构成，或者更普遍地说，就是协助君主进行决策、治理其领地的某种政治社会”（56页）。从这层含义出发，作者对廷臣作了“集体性人物志”的考察。在讨论了教士作者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、皮埃尔·德·布卢瓦等人对王权和骑士精神的“批判与匡正”之后，作者又专辟一节，阐述金雀花帝国的意识形态及其宣传：“金雀花宫廷具备了各种条件，它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传播对王朝有利的观念和形象”（147页）。在政治宣传的议题下，作者考察了这一时期君主形象建构，王权话语的传播与流通等等。最后是加冕礼的政治内涵以及王室传说的建构。从这几个方面切入，考察金雀花王权，显然迥异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。但与新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十分契合。在此之前，弗朗索瓦丝·奥特朗（Françoise Autrand）、克劳德·戈瓦尔（Claude Gauvard）等学者均热衷于将人物志方法用于研究中世纪司法和国家。教士等级对理想君主的塑造，又与克里南的《中世纪晚期法国的理想君主与王权》（1981）异曲同工。加冕礼所代表的“象征权力”（pouvoir symbolique）至今天仍是法国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（如让-菲利普·热内主编的“西欧的象征权力[1300—1640]”丛书）。

如果说本书第一部分展现出作者非常熟悉法国新政治史的主要关切，并将其融入写作中，第二部分“贵族和王权：尊重与反叛之间”则表明，作者很好地实现了新政治史与年鉴学派史学关怀的结合。这也许是本书的另一大看点。作者首先回顾了十二世纪后半叶到十三世纪初贵族概念的演变，随后就金雀花帝国主要领地（阿基坦，大安茹和布列塔尼，诺曼底和不列颠诸岛）的贵族对金雀花帝国的不同立场与态度作了纵览。通过关注“贵族在面对建设中的安茹国家时，采取的合作与抵制之间的辩证关系”（322页），作者得以超越法国中世纪史学界强调中央集权主义、英国中世纪史学界关注地方自治的两条进路。随后，作者用与“德雷福斯案”相近的表述——“贝克特案”——来指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·贝克特于1170年12月29日遇害的标志性事件。这一事件的影响广泛，甚至“涉及最遥远的乡村文化阶层”（376页）。对于“贝克特案”，作者做了文化人类学的解读：“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，最好首先考察一下不同角色的态度和话语，以理解其中的意义。随后我们要找到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……”（419页）。他选择了三个关键的动作：标举十字架、和平之吻、殉难。作者指出，这些都是“高度仪式化的动作……展现的是中世纪的某种常态性的行为方式”（431页）。人类学的视角突出展现了事件所反映的“亨利二世时代效率提高了的英格兰君主国，与亲格里高利改革的教士阶层之间的争吵”（382页），甚至还有骑士对平民的“阶级仇恨”（434页）。而事件之后，贝克特殉道者形象的塑造与确立，以及亨利二世的赎罪仪式，更是揭示了1215年《大宪章》背后的历史逻辑。

如此丰富的内容，自然离不开对大量史料的运用。无论是年鉴学派史学，还是新政治史，均提倡使用多样的史料，而不拘泥于官方档案和法律文献。奥莱尔在运用史料方面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者通过国王文书和财政署账目重建金雀花廷臣的职业生涯（88页）。在涉及金雀花帝国政治宣传的部分，作者运用到铭文，肖像画，绘画，歌谣，葬礼哀歌、亚瑟王传奇、宫廷骑士文学等等。正是以丰富多样的史料为依据，作者得以指出，在这一时期“人们有意识地操纵文学创作，以传播王朝的政治理念，或者说服倔强的民意支持英格兰国王的军事冒险”（282页）。在贝克特案的回顾中，作者使用到了圣徒传记，编年史，书信集，以及众多神学、法学及君主镜鉴作品。

作为一部凸显新政治史特色的作品，《金雀花帝国》对于读者的意义，因此也许并不在于传达了多少片面的历史知识。恰恰相反，《金雀花帝国》呈现的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，并提出了若干个开放性的话题，令读者在阅读之余继续深入思考。其一是对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反思。如作者指出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语境下，金雀花帝国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均受到谴责。对于英格兰而言，金雀花国王在欧洲大陆的诸侯领地是“沉重的负担”。对于法兰西而言，这个帝国又是法兰西民族国家构建的绊脚石。两种视角都让金雀花帝国的形象片面化，本书则提供了更为立体的描绘。其二是英法政治传统差异的早期起源问题。作者多次触及这个问题。例如他指出，一方面，“法国绝对主义和英国议会制差异可能孕育于十二、十三世纪宫廷的不同构成”（93页）。另一方面，虽然诺曼人建立了“模范”的行政机构，但最终，金雀花帝国丧失的大陆领地“在转入法兰西国王之手后，终有一天会经受绝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洗礼”（464页）；这种现象令作者感到“蹊跷”，也值得读者玩味。其三是1215年《大宪章》起源与历史意义的重新解读。如作者所说，今天普遍接受的《大宪章》历史叙事“特别暗含着某种不可能存在的连续性，即国家制度和政治传统呈现为某种几近线性的进程”。但事实上，“《大宪章》呈现的是在西方世界其他王国同样可以看到的某种演变。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，它都不是孤立的”（287页）。作者对《大宪章》成因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对加冕仪式和贵族的考察上。作者指出，金雀花在大陆没有很好利用加冕礼的意识形态影响，没有塑造至高无上的君权（228页）；涂油礼仪式还使金雀花国王被主教们束缚手脚，而且金雀花帝国的王权概念中凸显了“契约主义”——“1215年贵族和教士迫使国王接受的《大宪章》，也应放在这种背景中考察，这个文件大大限制了国王的规范性权威和执行权”（233页）。作者还认为，“《大宪章》将安茹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式化……从此之后，这种世俗寡头制就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国王”（288页）。这些判断无疑丰富了我们对《大宪章》历史成因的认识，但也为读者进一步思考、验证留下了充足的空间。

当然，就如黄艳红研究员所说，“由于作者述及的问题很多，该著亦有尚可完善之处，如一些同时在大陆和不列颠诸岛拥有家族产业的贵族世家，在金雀花帝国和卡佩王朝的最后冲突中采取何种立场，作者的着墨太少”（第x页）。除了这个问题外，也许我们还能指出本书的另一个缺憾，即对于“边缘”以及王权的抵制力量，作者只提及了贵族和教会。我们不禁要问，金雀花帝国统治之下的市民和农民去哪里了？作者将法国国王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受到议会制约，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：“与腓力·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兰西宫廷相比，英格兰国王近臣中的显赫贵族所占的比例的确非常之高，在腓力的宫廷中，小贵族和市民在王国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。”（93页）。但为什么金雀花帝国的对应群体却未能得到启用？金雀花帝国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有多大程度的影响？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？是否得到了满足？如果没有，他们有何回应？最后，他们的回应又如何影响了金雀花帝国的历史走向？

瑕不掩瑜，本书可谓是法国中世纪“新政治史”的一部力作，在浓缩和整合新政治史主要史学关怀的同时，也出色实现了新政治史与年鉴学派史学的有机结合。因此，黄艳红研究员将这样一部厚实、深刻的作品引介给国内读者，意义也许不仅在于促进我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；这部作品所采用的多样的方法、视角和史料，也定然对读者思考其他地域、国别和时段的政治史大有裨益。